Silvia安歌

一棵树，一个葬礼。

然而镜头只能凝视活着的人，让人不舍得眨眼。

纪录片的原则是暴露摄像机。

二十二是在物理意义上暴露、心理意义上隐藏。

老人们讲话的时候，说给摄像机听；不想讲摄像机就陪伴着。

通常窗框、门框是强调的道具，

她们坐在门口的镜头，同框里都有配角在活动。那是主角真实的生活，而主角不占有镜头。即强调，又淡化，是不忍。

还是有强调的，强调逝者如斯。

何玉珍坐在墙壁前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那是个低角度正面水平机位，镜头渐渐上升，直到三分之二留白，已经脱离舒适视角——这是什么特殊的视觉语言吗？然后，人物的名字慢慢显现，被小小的框框在一方。这种镜头还有个叫法是乐队指挥机位，增强舞台效果。生命抓不住。主角的意识已经不再主宰镜头，荧幕内外都被无力感主宰。

影片从拍摄到上映，大多数老人的名字都被框了起来。他们从射线最终变成线段，那个结束的端点有的是2104、有的是2015，还有的是2017、2017…… 或许就是我们坐在影院的两天前。

这个主题太有冲击力，它可以轻而易举让你痛哭，或是仇恨。

群体无意识，哪怕一点点煽动。而且我们习惯了这个套路。

7月在大连的出租车上，问司机战争纪念馆应该算是这个城市的重要标签了吧。

“去那儿干什么，都是鬼子干的坏事儿，还有尸体。”

…… 为什么？

为什么展示这么有冲击力的遗迹，多容易激化矛盾啊。打消参观欲望因为不想被灌输思想。当然或许那里也有平衡情绪的展品，就像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讲述侵略的同时，大方展示日本军官发给百姓乱世护身的良民证。

片面的揭露是误导，事实是什么样，请交给我们自己判断。

直到进影院前还在紧张，担心自己哭到失控。庆幸，二十二冷静。

有缺口的老菜刀，退了色的绿漆门板，木质老相框可能我们小时候在姥姥家见过同款。

它客观讲述，在意见领袖位置上退席。这是对受访群体的尊重，也是对观众的尊重。

导演说，坚持不用任何手段、任何技术对待她们。同样，他为了保护观众不被某个强化的人物主导，缩减了韦绍兰的篇幅。

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，只要命长，穷都不怕了。这个世界这么好，现在我都没想死。这世界红红火火地，会想死吗？没想的。没有吃的慢慢来，我要活下去，吃野菜也要活下去。——韦绍兰

感动也要谨慎。

韦绍兰曾在东京“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”活动哭着控诉，但大多数时候她笑着唱歌，朴素的山歌。一生不幸却仍然勇敢。太容易让观众感动。

但这只是个侧面。痛苦的、释然的、愤恨的、乐观的…… 影片静谧，时间被拉伸，受过伤害的人就这样存在着、存在过。

不是控诉，是以这样的形态存在。无可争辩。

耻感文化大概是，我犯了错，只要不被人知道，荣誉就还在。所以到现在梗着脖子不肯道歉。

荧幕上一个个名字带着生卒年限出现，我黯然：为什么是年迈，无法抗衡。可不可以年轻一点点，让我们来得及做些什么。不对我错了，如果那样岂不意味她们要在更小的时候遭遇痛苦。于是，质疑徘徊在，她们究竟为什么要遭遇痛苦。

二十二宣传全程给慰安妇加双引号，称赞细节，那是施暴者角度的称呼。有次参加培训，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一位官员说他们正在研究改变，比如战争受害者、性奴隶。日本民间已经开始认错和反思，可惜势微。

请友好下去吧。指责不能改变历史，但反思可以避免重犯。

▲2016熊本地震

还是那棵树，原来是埋骨地。

导演说，“如果我们没有来，谁知道这白茫茫一片的下面，埋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”。

也就像一棵树，静美的生命。在战争带来荒芜之前，她们所有人曾经都郁郁葱葱。「发现这位太太的画，美到哭

想起另一部后战争时代疗伤影片——《他人的生活》